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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蘇州工業園區醫學檢驗實驗室公共平臺在生物醫藥產業園啟用。作為江蘇省規模最大的第三方醫學檢驗公共服務平臺,年檢測樣本量可達50萬人份。據《中國江蘇網》報道,該平臺已經與蘇大附一院、復旦大學基礎醫學院共同設立了生殖與遺傳、病理等相關聯合實驗室。

這不禁讓人聯想到在《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草案》中,關于“政府舉辦的醫療機構不得與其他組織投資設立非獨立法人資格的機構”的內容,引發了大家對第三方獨立醫療機構能否與公立醫院合作的各種猜想,而蘇州檢驗平臺的啟用表明了政府層面對此的態度。

那么,備受國家鼓勵的第三方獨立醫療機構究竟是怎樣的一個行業呢?發展狀況如何?

踩準了政策東風的行業

我國的第三方醫學檢驗機構始于90年代,興于2004年,國家衛生部出臺了醫學檢驗所的基本標準,大批的獨立第三方檢驗機構開始躍躍欲試,爆發于2013年,國務院當年10月提出促進健康服務行業發展的若干意見中,有一條專門提到獨立醫學實驗室,第三方獨立醫學檢驗第一次上升到國務院的政策層面。統計,截止2016年4月,我國已有245家第三方醫學檢驗所,其中的107家就是在那兩年內新成立的。

2016年年底,衛計委發布了《國家衛生計生委關于印發醫學檢驗實驗室基本標準和管理規范(試行)的通知》,正式提出了公立醫院的檢驗科可獨立成立第三方檢驗醫療機構。

2017年8月10日,國家衛計委就“放管服”有關工作進展成效舉行例行發布會,國家衛計委醫政醫管局副局長焦雅輝在會上表示,將再新增康復醫療中心、護理中心、消毒供應中心、中小型眼科醫院、健康體檢中心為獨立設置的醫療機構。

可以看出,國家在鼓勵、扶持第三方醫學檢驗中心的政策力度上是不遺余力的。而第三方醫學檢驗中心在踩準政策東風的同時,市場份額從2010年的10億躍升至2016年的70億,每年30%的增長幅度令人嘆為觀止。與此同時,有業內人士對比美國、日本已經相對成熟的第三方醫學檢驗中心30%的市場份額,指出:中國2016年市場份額僅達5%,遠未摸到天花板!

市場機遇和產業優勢有哪些?

市場經濟時代,只靠政策扶持肯定是不夠的,打鐵還需自身硬,這點在第三方醫學檢驗中心身上,展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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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2013年印發的《關于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到2020年健康服務業總規模達到8萬億元人民幣以上,這意味著什么?大健康領域機會無限!隨著居民健康意識提高,消費結構不斷升級,我國現有高收入群體已經不滿足于常規醫學檢查,高端檢查諸如基因學檢查等檢驗類需求持續增加,而這部分高端市場利潤頗豐,傳統公立醫院卻囿于非營利性的所有制屬性無法大規模開展,這就給了第三方醫學檢驗中心搶占該市場的機會,有望成為其利潤的主要來源之一。

此外,第三方醫學檢驗中心更善于成本控制,規模化的檢驗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在儀器、試劑采購上更具議價能力,靈活的市場專業化資源管理方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運營成本。而同時,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下,第三方醫學檢驗中心傾向于采用精準度更高、性能更優越的設備,以及努力通過更嚴格的質量監管標準來保證檢驗結果的精準度,從而保證并擴張自己的市場份額,客觀上也促進了醫學檢驗整個行業的發展。

行業發展也遇到了很多挑戰

市場經濟時代,只靠政策扶持肯定是不夠的,打鐵還需自身硬,這點在第三方醫學檢驗中心身上,展露無遺。

作為一個新興行業,第三方醫學檢驗中心在蓬勃發展的同時也難免遇到不少挑戰。

高成本的行業壁壘

去年,國家衛生計生委關于印發病理診斷中心基本標準和管理規范(試行)的通知(下稱通知),對第三方檢驗中心的人員和面積提出了明確要求:

如果嚴格按照該要求的話,僅一個專業的第三方檢驗中心的運營一年的成本就要高達500萬元,但事實上,初建的第三方檢驗中心的每日收樣量并不樂觀,“幾個樣本一天的實驗室也是有的。”另外,對病理診斷服務需求最大的是縣域醫療機構,而縣域區域,人口有限,按目前基本標準設置的病理診斷中心將無法生存。因而也就不難解釋為什么現在最需要病理診斷服務的縣域城市卻少有病理診斷中心了。

為了生存下去,一些公司也采取會降價競爭的方式,造成相當一部分中小檢驗中心的利潤很薄,“現在發展速度很快,每年有上百家新開的中心,但競爭很激烈,除了幾個大型的聯鎖實驗室有盈利,其他的生存狀況不是很樂觀。”除了行業內的競爭,醫聯體對第三方醫學檢驗中心也造成了一定壓力,一些醫聯體內部明確要求下級醫院將樣本送至上級醫院,客觀上也壓縮了行業的生存空間。

行業質量管理有待提高

盡管我國對第三方醫學檢驗中心的準入門檻(“硬實力”)進行了明確的規定,但更重要的醫學檢驗報告的質量把控(“軟實力”)卻留有很多空白。

夏成青坦言:“除了行業內部有13個基本質量指標要求,其他的標準基本沒有。”而目前行業內沒有強制的質量體系認可要求,ISO15189能力認可目前也不對第三方病理實驗室開放。“即使有些機構通過也只是針對常規檢驗,并不包括病理(解剖)。”此外,一些有關部門對第三方檢驗中心的質量監管也采取了“嚴進寬出”的態度,“即使是通過了審批檢查已經營業,也有一些地方是不會再后續抽查的。”一名業內人士說。

病理科醫生的門檻設置

據了解,目前國內注冊病理科醫生僅有10000多名,其中達到主治的不過七八千名,夏成青表示目前500多家第三方醫學檢驗中心差不多有300家設病理中心承擔5%左右的病理市場份額,如果按照通知要求,需要1500名中級以上臨床病理類執業醫師,占到(中國全部病理科醫生)20%的醫生!”,而二級醫院病理科,對其人員的配備卻相對寬松,只要2名病理科醫生就能開展起來,這顯然是不合理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表示,為了控制成本生存下去,檢查部門來人的時候一些公司會花錢雇人臨時注冊到第三方病理實驗室接受檢查,“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那么,這些問題有解決辦法嗎?夏成青表示,國外醫學檢驗中心并沒有對硬件的要求,一兩個病理科醫生也能開展,降低醫學檢驗中心的硬件要求,提高對質量體系建設及質量管理的要求才是關鍵。而針對國內病理科醫生不夠的問題,美國紐約執業獨立咨詢外科病理醫生何剛指出:“目前國內病理科醫生缺口在十萬左右,但關鍵問題還是在于沒有統一的質量標準,國外大城市和小城市的醫生給出的診斷結果相差不大,但我國醫生卻很難達到均質化水平,而病理檢驗又直接影響外科、介入等一系列操作科室。”

此外,國內目前也沒有明確的分級診療體系,所以國內也不能像國外的第三方檢驗中心收到足夠的標本。現在國家號召建立家庭醫生制度,或許能有所改變。

國外的第三方檢驗中心是什么樣的

在國外,第三方檢驗中心以Labcorp和Quest兩家巨頭為主,分別占了市場份額的31%和39%。與大醫院檢驗科相比,他們的客戶同樣主要來自中級及以下醫院,包括社區醫院、私人診所等,但總體而言,獨立的第三方檢驗中心的市場量占主導地位。從病理檢驗內容和能力來看,獨立檢驗中心和醫院病理科并沒有本質區別,都能承擔臨床病理檢驗和解剖病理檢驗,“一些巨頭的臨床病理檢驗實驗室,更像是一個大車間,機器手一年流水作業檢驗幾百萬至上千萬例病理標本,但還需要病理醫生來解讀和把關簽字。”

為什么大到年收幾百萬例標本的第三方檢驗巨頭,小到一兩個病理醫生運營的機構都能獨立運轉起來呢?“國外的醫生都要經過統一而嚴格的培訓,比如住院培訓、專科培訓,因而無論是醫院還是像Labcorn、Quest檢驗巨頭、甚至一兩個人的檢驗中心的的病理醫生都會給出相似的分析結論,總體水平相差不大。”何剛說,“除規范培訓外,無論是1-2個病理醫生辦的小實驗室還是巨頭診斷公司、大學醫學中心實驗室,都要經過每兩年一次嚴格的州政府、病理協會、醫院檢查機構的質量審核,重新給予下兩年的營業資格證書,以保證診斷水平的一致。”

“如果你來美國診所看的話,你會看到門口有很多來自不同檢驗中心的收樣盒。”一般而言,診所會與簽一兩家檢驗中心,而檢驗中心則會定期派車把區域內的標本收集回來,與國內一樣,檢驗中心間的競爭也很激烈。

醫改力量那么多,為何偏愛它

醫改涉及方面很多,醫院、醫保、患者、醫生等各方利益都要兼顧,選擇看似不起眼的第三方醫學檢驗中心,似乎很難理解,業內人士都心知肚明:目前醫學檢驗市場的90%以上都在公立醫院,醫院外包給獨立實驗室的基本上是醫院做不了,成本很高,耗人力、不愿意去做的項目,換句話說,第三方醫學檢驗中心其實很弱小。

但是,如果你仔細推敲國家分級診療大方向的醫改方針后,又會發現第三方醫學檢驗中心貫穿于很多方面:大到控制大醫院的過渡檢查,醫療費用支出,小到縣級醫院沒錢購買設備無力開展診療、甚至轉診過程中上級醫院以下級醫院拍片不清晰要求患者掏錢重新檢查的細節···

比如三甲醫院控費,在嚴格的藥占比政策下,不少醫生會選擇多開檢查以求達標,據《羊城晚報》一名爆料醫生表示:“以外科為例,該科醫生的藥占比列被規定不得大于33%,如果醫生多開藥,這個比例的分子在增大,為了達標,醫生就會在隨后的接診過程中多開檢查單,把分母也增大。如此一來,分子分母同時增大,藥占比列自然不會超標。”如果獨立第三方醫學檢驗中心能夠從醫院里獨立出來,所謂達到藥占比而多開檢查的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再如一些地方醫院,由于規模小,國家和地方財政資金投入少,檢驗人手、技術和檢驗設備都有限,所以面對標本量不足的項目,醫院出于經營成本和風險的考慮都較難開展,尋求第三方醫學檢驗機構則可以有效規避醫院在實驗室設備、軟件、人員等方面的高額投資,同時又極大地提高對病癥的診斷精確度,與此同時,規模連鎖化第三方醫學檢驗中心的存在也能提高基層醫療接診能力,即使患者轉診,也能在轉入上級醫院的同時保證原有醫學檢驗資料的精準性,省下一筆重復檢查的費用,客觀上也有利于患者的切身利益。

總而言之,雖然第三方醫學檢驗中心目前還存在不少問題和爭議,諸如市場良莠不齊,選址是在院內還是院外,如果是在院內如何切斷利益輸送鏈,人才瓶頸如何打破···但是,它能讓醫改在現階段以最小的空間換取最大的獲得感,這也就不難理解其受到青睞的原因了。